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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退休”的生命之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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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黔北崇山峻岭的深处,与四川古蔺交界的地方流淌着一条小河,清澈的河水拂过翠绿的水草,成群结队的小鱼追逐在涓涓流水水花中,时而穿梭于水草下,时而潜藏进石缝里,嬉戏出一道浑然天成的山水美景。小河的两个源头都来自于四川和贵州交界的溶洞里,其中一个源头名叫“龙洞”,另一个源头叫“马大塘”,两个源头流出的山泉顺着“丫”字型的支流在一个叫石坝的地方交汇,然后由西向东潺潺流过两座大山的脚下,汇入赤水河。支流交汇处到流入赤水河的河段,名叫石坝河。两条支流环抱起来的西边“丫”口是悬崖峭壁的四川地界,灰白的悬崖从两条支流河边直直的耸立到山顶。石坝河两岸是贵州地界,山势地貌同样陡立,只是相对四川地界拔地而起的悬崖稍微平缓一些。两道绝壁、两条溪流,泾渭分明的画出了四川和贵州的楚河汉界,从贵州地界向四川仰望而去,让人不由的生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艰难和感慨。

石坝河两岸是陡峭的荒坡,北岸长年干旱缺水,山顶覆盖着一小片松树林,像披在头上的毛巾歪歪斜斜耷拉到肩上一样。山坡到山脚几乎被灌木和野草覆盖,夏天就像铺了一层厚厚的军绿色棉被,到了冬天就变成一片焦黄,见不得半点火星子。坡面稍平点的地方被开挖成小片小片的旱地,种着稀稀拉拉的红薯、辣椒等抗旱耐贫的农作物,在坡面沟谷连接的少数几处平坦处,零星的散布了几户人家,给这荒凉山坡点缀了少许生气,然而依旧显得十分孤独。南岸却是幸运的,勤劳的祖辈们用双手在陡峭的绝壁上,用原始的铁锤和钢钎凿出了生命之渠——“三五大堰”,把马大塘的水从四川顺着沟渠引到石坝河南岸的山坡上,让原本和北岸一样贫瘠的南岸山坡变成了郁郁葱葱的“富饶”地带,而我家也幸运的坐落在南岸上。

三五大堰其实不宽也不大,也许是因为开挖在绝壁上的工程太过艰辛,又哺育着南岸一代又一代人的生计,成为了所有人心里肃然起敬的“大堰”,不过我们却有更切合实际的叫法——“堰沟”。堰沟沿着绝壁从马大塘流出不到一里地的地方,修建了一个占地面积不到四平米的蓄水池,蓄水池虽然不大,但是祖辈们把水从堰沟顺着峭壁排到山脚的水电站,凭着近两百米的高差的重力势能,生产出了我们全村的用电。堰沟流过蓄水池约两里地后,这里并排着两根直径近半米的钢管,呈U字型嵌在两座山之间,水流在钢管中沿着四川绝壁俯冲向下,穿过“龙洞”流出的小溪河谷作短暂的平流后,又借着俯冲的力量猛然爬升,最终在贵州地界的半坡上缓缓流出,再沿着山坡上的蜿蜒堰沟,顺着群山凹凸起伏的地形流出几公里甚至十公里,流向石坝河南岸的千家万户田地里。

每到春耕农忙的季节,三五大堰最为繁忙,家家户户都准备着耕牛和犁耙,敞着田口子排着队,等着轮到自己家灌溉的时刻。春耕时节是耽误不得的,南岸地多人多,分到每家每户灌溉的时间少之又少,最多的只有两个钟头,因为分到的灌溉时间实在太短,交接的时候两家人就像接力跑交接棒一样紧张,每次轮到我家接力的时候,母亲都提前把堰沟到水田的小水渠疏通加固,在堰沟渠口处准备好石头和泥巴,时间一到,立刻快速有序的下石头敷稀泥,用最少的时间把水引到通往自己田里的小水渠中,生怕跑漏了一滴水。这时母亲会在堰沟上向父亲大声喊“水来了……”,水流沿着山坡上的小水沟,哗啦啦的流向嗷嗷待哺的旱田,如果在安静的夜里,用耳朵就能听出水流到了哪里,尤其是快到流到自家田地里的时候,逐渐变得奔腾响亮的流水声让人兴奋不已,水到达田里时,父亲同样会向堰沟上的母亲大声喊“水到了……”,然后父亲朝着耕牛大声喊一声“走!”,一年的春耕就开始了。

这时节,三五大堰流出来的不是水,而是一家人全年的口粮。在这灌溉的两个钟头里,全家人老少出动,父亲架起犁耙,扬起长长的鞭子,在田里赶着牛耕着地,母亲和我们都去堰沟上巡逻,严防有人偷偷把堰沟渠口挖开,把水放去灌溉别家的田,我们管这行为叫“偷水”,我们巡逻保卫叫“守水”。母亲把五公里长的堰沟分段,我们姐弟四人各守一段,母亲守着靠近田的沟段,一来这一段偷水的人比较多,二来可以帮着父亲耕地。要是轮到灌溉的时间在夜里,父亲和母亲更加繁忙,夜里偷水的人多,我们姐弟胆子小,不敢单独在荒山野岭的堰沟上守水,自然增大了守水的难度,父亲耕地的时候发现流进田里的水少了,那肯定是有人偷了水,这时母亲就会立即顺着堰沟去守水,当然也不免有一场骂架。骂架很有趣,母亲每次堵了偷水的渠口,明明知道是谁偷了水,念在大家都乡里乡亲的,只是远远的、不提名字的骂几句,威胁一番便回去了,偷水的不吱声,母亲也不多骂,大家也心有灵犀的绝不发生第二次偷水。我家“守水”还有个“优势”,外公家就在堰沟的上游,每到我家灌溉时间确定后,母亲都会提前捎话给外公,让他给上游乡亲们打招呼,这个时段内不能偷我家的水,也省了我们守水的困难。

我最喜欢每年稻谷收割的季节,自打有记忆起,这片金黄色的记忆就不曾褪色,这时候,石坝河南岸成熟的稻谷成片成片的紧挨着,拼接成了美丽的金黄色的梯田景观,看着那黄澄澄的稻谷,就像看到了已经盛在碗中软软的白米饭一样,尤其在这青黄不接的时间里,看得口水直流。一连好几天,从早到晚都响着收获的打谷声,那也是我们全村淳朴的民风和团结融洽的最热闹的时候。这时候,每家每户都会提前准备镰刀,架起“阵子”(“阵子”是用木板做的原始打谷工具,外形像倒放的四棱台,底小口大,使用时用一张高约两米的竹席插在“阵子”上围住三个面,像一个竖立起来的簸箕)。邻居们会自发的集中在一起,今天一起帮他家收稻谷,明天大家一起帮我家收稻谷,轮到哪家,哪家就要到集市上买好酒好菜,白天一起享受收割季节带来的喜悦,晚上大家一起吃着饭划着拳喝着酒,就像过年一样热闹。在这美好的时节里,我最大的任务就是“捡谷颠儿”,和“拾麦穗”一样,捡足一大把,然后跑到“阵子”旁边学着大人打谷子的样子,双手握紧“谷颠儿”的杆,把“谷颠儿”举过头顶,然后使劲抡回来砸在“阵子”木板内侧,发出嘭嘭嘭的撞击声,厚重的打谷声和离杆的稻谷撞在竹席上的唰唰声融合在一起,演奏出完美的收获交响乐,也演奏出我参与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对我们来说,三五大堰不只是灌溉工程,她还供给了石坝河两岸人家的用电。石坝河两条支流的交汇处坐落着一座水电站,水电站虽然不大,却占据了两条支流冲积在丫口的整个平台,斑驳的灰白院墙已经渐渐变黑,透着久远的年代感,残留在墙上的石灰竭力证明这是很重要的地方,大门上“高压危险,请勿靠近”的牌子显示着这幢建筑的威严地位。院墙里紧挨着山的地方修建了两间青砖青瓦房,小的一间是杂货间和值班室,大的一间是摆放发电设备的机房。小时候每次路过水电站,都能听到机房里发出巨大的嘈杂声震耳欲聋,稍微能分辨出的只有左边是从半山腰堰沟里俯冲下来的水冲击水轮机的声音,右边是发电机转动的机械声,还有院墙里几组变压器低沉的嗡嗡声。那时候不懂电是怎么产生的,只知道一根根木头电线杆子支起的两条电线接入家里,电灯就亮了。要是没电了,就站在村边的田坎上,朝着水电站方向使劲吼几声“胡老头,没电了……”,一般用不了多久,电灯又会亮起来了。

我是幸运的,小学三年级后全村就用上电了。记得小学二年级以前全村使用的都是煤油灯,那时候为了节约煤油,父亲规定我们每天晚上吃完饭准时集中做作业,桌子中间放着一盏煤油灯,我们四姐弟坐在桌子的四面,我们仨不懂的问大姐,大姐不懂的问父亲,那时候父亲心中成绩好的标准就看谁最先做完作业,至于对错,父亲没时间去一一检查,等老师批改的作业发下来自然见分晓,谁的作业“红叉叉”多,谁就是被骂的对象,如果错得太多,就免不了挨一顿揍。自从有电之后,我们四姐弟一起学习的场景就越来越少,现在也只能在最深的记忆中才能找到,就像蜡黄的煤油灯闪着的光晕一样,渐渐模糊了。

随着记忆渐渐模糊,三五大堰也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黔北大山深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石坝河两岸世代农耕的景象也被孕育而生的酒业生产所代替,生活生产用水改为了自来水,堰沟在失去了灌溉的需求后逐渐被人淡忘,部分渠段甚至被新建工程深埋地下,再也寻不到痕迹。生活生产用电变成了南方电网统一输送,水电站也完成了她的使命,不再发出轰鸣声,连同三五大堰一起悄无声息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正在新建的水利大坝,她将继续承担三五大堰灌溉的作用,以及新赋予的防洪责任。

其实三五大堰并没有离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哺育着石坝河两岸的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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